政能亮丨减税降费“红包雨”，或有超预期的效果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年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做到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具体而言，要深化增值税改革，今年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在李克强总理对减税降费进行大约1000字左右的汇报时，会场上平均100字有一次掌声，可见减税降费是本次报告中最受人关注、也是最令人期待的新政之一。

关于减税降费，我国各朝各代都有实施。《管子》提及“取民有度”，把制定适当的税收标准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政策。《史记》记载司马迁“善因论”的经济思想，他认为对于百姓的经济活动，政府的政策“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与民争利是最不好的政策。在古人看来，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吸引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实业，以扩大税基，可增加税源，增强政府财力，加快经济发展。

而在当下，在我国近年来已大规模进行减税降费的基础上，今年又提出减税降费新政，可谓大发减税降费“红包雨”。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企业来讲，合理降低其税费负担、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有助于切实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从而助推企业转型升级。同时，大力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更加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实体经济发展环境。

一方面，降低企业成本，有助于激活企业活力。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也是经济的基石。企业活了，就业才稳定，居民的收入才能增加，税基也才能扩大。而成本过高一直是制约中国企业微观主体活力的重要原因。此轮减税降费着力于挤出无效、低效投资，促进有效投资增长，提升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快速增长。

2016-2018年，通过“营改增”、降低增值税税率、提高个税免征额、增加个税应纳税额抵扣项以及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双创”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放管服”的简化行政程序、减少行政收费等普遍性降费措施。2019年，全年计划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超过前三年总量的三分之二），这无疑将极大地稳定并提振市场信心，提升市场活力，促进有效投资的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有助于企业借机，增大研发投入，实现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企业创新常常为巨额研发投入所制约。此次减税降费，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企业所交税费的下降，为企业节约了可观的生产成本。这对于条件较好的企业而言，正是借此“红包雨”增加研发投入的良机。此轮减税降费有可能成为中国企业未来集体转型升级的起点。

对政府来讲，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形成“税费降低—企业发展—税基扩大—财政增收—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根据拉弗曲线，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因此，从长远来看，适当时机下的减税降费政策，无疑是利大于弊的，有助于未来税收总量的扩大。

与此同时，近期来看，减税降费也为中国政府财政带来压力。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占2018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0%左右。这将会给各级财政带来很大压力。

因此，为让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显减税降费感受，兑现对企业和社会的承诺，中央财政和各级政府要落实《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构建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完善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强化财政预算的硬约束，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确保中央财政预算每年只降不增。各级政府也要主动挖潜，优化支出结构，多渠道盘活各类资金和资产，为减税降费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总体而言，在当下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税收政策主动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减税降费为市场主体减压、松绑，有利于激发中国经济活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短期内虽然中国财政压力不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倒逼政府继续简政放权，完成更深层次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特约评论员 陈升 作者系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