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传统技艺的瑰宝融入北京的城市性格——首都非遗传承人的心愿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 李斌、张漫子、孔祥鑫）带树杈的黎族竹管、鹰骨做的藏族鹰笛、低音笙、低音唢呐、明代小管……数百样从“太爷爷”辈儿上传下来的手工乐器，挤满了“宏音斋”第四代女传人吴景馨在京西紫竹深处的家。

眼看乐器越来越多，为保证音准、不搬动物件，吴景馨和弟弟竟搬出去租房住，家于是成了民族乐器的“陈列室”。“打磨一件民族乐器、传习一种技艺需凝聚几代人的智慧与心血。我得踏踏实实把清宫廷乐器制作技艺完整地传下去，其他一切都为技艺传承让路。”

像吴景馨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北京有很多。

作为世界著名古都，北京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需要继承和保护的，除了有形的文物、古建、人类文化遗址等物质历史遗存之外，还有灿烂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聚拢而成的人文氛围。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师及传承人都集中在北京，他们参与构成了首都深邃独特的文化底蕴。”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庞微说。

上世纪80年代，打算赴美的吴景馨并不知道，她27岁后的人生要跟笙管技艺传承紧紧绑在一起。

创办于清朝末期的“宏音斋”历经发展，成为一家中国民族乐器的百年老店。它是中国第一支标准唢呐、第一支插口笛子、第一支加键唢呐等乐器的“诞生地”，弥补了民族管弦乐队低音声部的空白。2011年，“宏音斋”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昌平区传习坊的车间里，吴景馨拿起一片刚制作好的生簧片对记者说，一支乐器的研发和制作需要严苛的工艺。拿一支笙管举例，制作时不仅要经历选竹、烘干、打磨、抛光、蒸煮、灌蜡等几十道工序，还要忍受校直时的烘烤、抛光时的灰尘、上蜡时的异味等考验。单是抢一片簧片就需要几十刀、上百刀。“如果多铲一刀或少铲一刀，在你演奏时，技巧就反映不出来。”

“宏音斋”乐器的用料多为精选的竹子和进口的红木、乌木、紫檀木。为了买上好的原材料，她曾收过古旧家具，曾和丈夫坐几天的火车去云南、缅甸收购木材。

吴景馨还带领“宏音斋”复活了敦煌仿唐管乐器等古乐器，将濒临失传的少数民族乐器演奏家请到“宏音斋”，为他们录制音像资料。她还探索了民族乐器的电子化，发明了“电子笙”。

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吴景馨在昌平区建立了“黄钟乐府”，内设典藏坊、传习坊、乐坊、交流坊等13个区域，来访者既可近距离观察乐器制作过程，也有机会学习民乐的演奏技巧。

“清朝宫廷乐器制作技艺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这曾经是父亲的心愿，后来变成我的家族使命，再后来，是为中国民乐的弘扬和发展贡献力量。”当年“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宏音斋”如今广收门徒。

而在“宏音斋”对角线方向，在距天坛南门不远的北京珐琅厂，景泰蓝技艺国家级传承人钟连盛站在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的门口对记者说：“让景泰蓝从宫廷陈设，到真正进入人民生活，我们花了20年进行创新探索。”

他的身后是百余件不同朝代的景泰蓝制品。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景泰蓝曾为皇家独享，是宫廷艺术的代表，其造型、纹样、色彩是中华传统绘画、吉祥文化的凝集，是美术、工艺、雕刻、镶嵌等技艺的集大成者，被称为国宝“京”粹。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市场饱和，加之国内市场对工艺品的消费匮乏，让这项宝贵的技艺遭遇严冬，整个行业遭到不小的冲击。同业者纷纷转行做家装装饰，或改从绘画、舞美等艺术。不仅如此，首都非遗的传承参差不齐、部分技艺逐渐凋零甚至濒临失传的现状令钟连盛感到担忧。

钟连盛认为，改变的时候到了。“不能让景泰蓝停留在‘摆设的角色’。得让深藏在博物馆的传统文化标本‘活灵活现’，融入时代脉搏，进入百姓视野，贴近人民生活。”

为重拾传统文脉，钟连盛提出，要让景泰蓝在材质、工艺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融入时代特色和艺术思潮，在设计理念上必须多元、超前，艺术发展上不能简单复制元明清特色。

元代到清前期，景泰蓝的制作原色只有以蓝色为主的六七种，清代中期达到了20余种。如今，北京珐琅厂研制出包括无铅用料在内的68种釉料颜色的配方，在使用功能和应用领域上也有所拓宽，从室内的建筑装饰到室外的景观工程，适合不同人的需求，走近了人民生活。

人们发现，北京APEC会议期间，在雁栖湖集贤厅，斗拱、门套、装饰上多了别具特色的景泰蓝，它古朴典雅又不乏精美华贵，引来外国首脑频频称赞。然而这项十一、十二世纪传到欧亚大陆的珐琅工艺，由于费工耗时，在今天的其他地区，除少量应用于手表表盘与首饰加工中，已基本看不到了。

“传承是非遗的生命啊，要让我们民族的非遗瑰宝走出‘深闺’，融入北京的城市性格。”在钟连盛看来，非遗的传承与创新还有太多事要做，他的心愿是：与传承人们一起，在景泰蓝技艺的发展史上留下时代的痕迹。

民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主人。“要让当代人了解、珍视、爱惜、喜欢我们自己的非遗文化，他们才会与我们一起做传承人，像爱护眼睛一样保护并延续我们的文脉。”钟连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