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组织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此次李克强总理赴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正式访问，有一项内容格外引人注目：中国对建设上合组织自贸区倡议持开放态度，愿与各方做好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积极探索更加全面、紧密、高效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这意味着经济越来越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合作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 

上海合作组织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其前身是2001年成立的“上海五国”机制。成立15年来，上合组织已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对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世界和平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上合组织在成立之初就明确规定：重视并尽一切必要努力保障地区安全。一般认为，上合组织功能主要在军事和安全方面。其实早在创建之初，上合组织成员国就签署了《关于区域经济合作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提出2020年发展目标是逐步实现商品、资本、劳动和技术的自由流动，以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增强成员国所属地区的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但是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在取得不同凡响的地区安全保障成就的同时，其经济功能并没有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在经历了区域一体化、经贸合作的种种尝试后，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功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了制度性停滞阶段，成员国经济合作多以双边为主。经济结构具有明显互补性的国家之间却无法达成制度性合作，这成为上合组织发展的一大困境。诸如区域经济合作目标的模糊化致使未能形成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合作方式泛机制化、区域经济合作举措形式化、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双边或多边化、区域经济合作的项目化等问题制约着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2013年11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十二次总理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李克强总理首次出席并提出深化上合组织务实合作六点倡议。以后，又历经2014年的上合组织第十三次总理会议（阿斯塔纳）、2015年上合组织总理会议第十四次会议（郑州），——上合组织议程中经济合作内容明显增加。从专注于边界管理和军事互信的“上海五国”到以“安全、经济、人文”为三大支柱的“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10多年的发展历程很明显是一种适应外部安全环境的演进过程。上合组织各国间经济互补性强、相互依存度、经贸合作基础好，探索建立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有利于提升地区竞争力。因此，坚持开放合作，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培育区域大市场、构建跨境大通道、促进经济大融合，符合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共同利益。故而，上合组织重拾创始之初的宗旨即“增强成员国所属地区的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以此适应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大趋势。

中亚国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有强烈意愿，希望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来摆脱面临的经济困境。早在上合组织成立之初，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就提出建立中亚共同市场的倡议。哈萨克斯坦更是提出上合组织应以经济合作为主题，还倡议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发展基金等融资机构，这说明起初中亚国家对于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功能本身抱有很高期望。

事实上，中亚国家真正关注的是如何建立能充分利用现有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的产业，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资本、技术和熟练劳动力的积累，从而在未来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也就是说，中亚国家经济战略目标重点是提升企业的自生能力，并建立起基于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最终形成国际竞争优势。而在这一进程中，寄希望于中国资本、技术和转型经济的经验能对中亚国家发挥关键作用。如果是这样一种区域经济合作路径，可以想见，当中亚国家借助中国的大市场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并建立基于国际市场分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时，中国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以及相应的一些政治、安全主张自然就会得到地区国家的认可与支持。通过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将给中亚国家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如就业、企业家培育、资本积累和市场体系发育等。这样，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满足了中亚国家的国内需求，实现了社会稳定，而且还为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交往中不乏这样的成功例子。比如，吉尔吉斯斯坦因充当中亚转口贸易平台而为该国创造了50万个就业岗位。

在解决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上，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应从长远着眼，即通过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来获得中亚地区的长治久安。这样的战略逻辑意味着，上合组织需要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石。只有当上合组织发挥好经济领域的各项职能和作用，并以此作为未来的基础性功能，才能确保该组织内成员国长期稳定的经济和发展利益。而在经济发展之上，所构建的安全合作和人文合作，就成了有本之木、有源之水，从而必然会提高上合组织的国际话语权和地区影响力，也有利于增强组织内部成员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上合组织各成员国来说，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做起，逐步实现组织宪章规定的商品、资本、服务和技术自由流通，朝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推进，也由此拓展地区国家发展空间，打造休戚与共、利益交融的命运共同体。（博士后、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创新中心研究员 朱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