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党 思想建党 制度治党

新华社记者 施鳗珂 编制

全面从严治党徐 骏作（新华社发）

十八届六中全会，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这次全会，和以往多次六中全会一样，聚焦党建问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

这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两部重要的党内法规，即《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1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中共十九大。此外，也是极为重要的是，这次全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

这次六中全会，无论是之于十八大以来的4年，还是今后一段时期乃至未来更长时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里程碑意义。

治国理政方略渐次展开深度推进

理解十八届六中全会，不能单看这一次全会，而要放在十八大以来的四次全会中去把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召开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了部署，六中全会则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这是党中央着眼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的整体设计，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的渐次展开、深度推进。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做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意义重大。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我们的战略布局很可能就会落空。要把全面从严治党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理解，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

“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尤其是，全面从严治党深刻影响其他三个“全面”，全面从严治党为其他三个“全面”提供坚强保证。换言之，六中全会精神的落地，关乎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的落地。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一大批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改革目标的关键在于全党上下同心，强化“四个意识”，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打破“奶酪”。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容易改的都基本完成，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可以说，现在的改革都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和敏感问题，每推进一步，都要碰触到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面临一系列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樊篱。更要注意的是，这些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樊篱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这就要求，面对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布局时，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彰显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担当，从大局、从长远考虑问题，维护党中央权威，自觉向党中央看齐。要使改革不受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个人利益掣肘，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促使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

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全面从严管理“关键少数”。当今中国问题的最大症结之一便是法治权威不足。群体性事件、“信访不信法”等无不是由于法治权威不足所致。这方面，领导干部负有重要责任。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案件来看，一些领导干部甚至是一些高级干部存在人治思想和长官意识，大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等人就是典型例证。可以说，这种现象不改变，依法治国就难以落实。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必须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上率下，维护法律权威，在全社会营造敬畏法律的政治文化。应该说，领导干部对法治建设既可以起到关键推动作用，也可能起到致命破坏作用。能否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方向、道路和进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有作为、勇担当的治理群体。一个管理严格、制度执行力强、勇于作为担当的政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保证。我们党的一大优势在于执行效率。各治理群体中的领导干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操盘手”。中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了精心布局，关键就看各地方、各部门如何执行。只有党的各层级领导干部切实加强执行力，不折不扣完成党中央部署，才可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相反，如果制度和规矩成为软约束，为官不为、不愿担当，甚至对中央搞软抵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疑将成为空中楼阁。

因此，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党，关键在从严治党，关键在建设一支勇作为、敢担当的治理群体。

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制度化组织化

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一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政党体制的适应性。

换言之，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政党的制度化、组织化程度至关重要。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800多万党员的大党，是一个要在13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制度化、组织化建设关系重大、牵动全局。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制度化、组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建党和依规治党的治党思路，把从严治党落实到党规党法。1980年专门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第一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党内政治生活作出规范，具有开创性意义，对于推进党的制度化、组织化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1980年的准则，主要原则和规定在今天仍然适用，但是现在已经过去36年，无论是时代背景还是主要矛盾，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3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在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可贵的经验，很有必要制定一部新的准则。

同样，2003年12月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是第一个党内监督的专门文件，对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新形势新任务的发展变化，条例与新实践新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凸显。同时，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监督的新实践新经验，迫切需要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规范起来。

简言之，党中央这次制定新准则、修订条例，正是着眼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制度建党、依规治党的重大安排。这次全会，直面当前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监督存在的突出问题，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做法制度化、规范化，形成了新的制度安排，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明确而有力的抓手。

从现实来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除了中国共产党无任何其他政党能够担当。一个管理严格、制度化、组织化程度高的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国复兴的重要保证。如果党内不纯洁，缺乏正气，被团团伙伙、利益集团充斥，制度和规矩成为软约束，是不可能引领国家走向复兴的。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基础，强化党内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证。这次六中全会制定新准则、修订条例，对于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制度化、组织化，增强执政党体制的适应性，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增强中央执政权威和治理效能

这次全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对于维护党中央的执政权威，促进党中央治理国家的效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它关系国家治理成败，关系政党执政兴衰。全党以及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需要有一个带头人，需要有一个核心。

邓小平1956年在谈党的民主集中制时说：“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不仅需要分工负责，而且需要有人负总责。没有小组长，一个小组也不能行动，这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吗？”1989年，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邓小平的考虑是很深的，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承担领导责任，领导十几亿人进行现代化，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作为领导核心是不能想象的。

当前，中国治理和中共执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世所罕见。世界格局正在深刻调整，国内格局正在深刻变革，尤其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处于关键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处于紧要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有智慧、有担当的领导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理中国的绩效非常亮眼，中国社会不断呈现出新的发展样式和进步姿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20多年前，邓小平就强调：“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难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与30多年前的改革相比，当前改革的障碍主要来自人，来自利益的羁绊。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一个国家稳定发展久了，国内就会开始形成利益集团。目前，国内就有一些既得利益者阻碍中央改革部署的落地。没有中央权威，没有集中统一，就没有治理效能，再美好的改革愿景和发展蓝图都无法落地。

十八大以来，党内成立了若干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和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了多个领导小组组长或委员会主席，包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可以更好发挥党中央协调权力、资源配置的作用，增强中央决策部署的权威和治理效能，增强人们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获得感，从而避免中国成为一个固化的中国、一个违背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

不仅是改革。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的发展理念，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实施等，均具有积极而重大的意义。（张广昭 陈振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