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三个叫应”助气象服务走好“最后一公里”

新华社贵阳8月28日电（记者 刘红霞）“今年的雨什么概念？八九十岁的老人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说起7月3日至4日的特大暴雨，贵州省铜仁市气象局局长李勇语气急促，好在预测准确、预警及时、转移迅速，辖区内桐木坪乡虽然1200多间房屋受损，5000多名村民却得以安全转移，没有一人因灾死亡。

实际上，不只是铜仁，贵州北部的遵义、西北的毕节、黔东南等市州今年汛期都频繁受灾。贵州省气象局统计数据显示，入汛以来，全省已出现18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76个县城累计出现暴雨以上强降水208次，6502个（次）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因洪水及次生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却相当低。记者近日走访贵州多地，试图探寻这一气象灾害多发省份防灾减灾的奥秘，经常听到一个说法——“三个叫应”。

运动式救灾，不如防患于未然

贵州多夜雨，来得凶、去得急。

为破解防灾减灾难题，贵州省气象局2010年建立“三个叫应”服务机制。即监测到某地短期内将发生强降水时，经由电话，把预警信息点对点传递到县、乡、村三级行政负责人和相关部门。

机制落实之初并不容易，部分县领导深夜被电话叫醒，抱有怨言；同级部门则盘算着，气象局凭什么“发指令”；一两次预警不准后，一些乡村干部开始“打马虎眼”，甚至把预报当“耳旁风”；气象系统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非得揽这个活吗？

“人命关天呐，‘三个叫应’我们必须干下去。”贵州省气象局局长赵广忠说，经过几年的实践，“三个叫应”内涵逐渐丰富、工作标准和流程不断规范，越来越受认可。各级政府领导也积极在气象业务平台值班、指挥调度。

今年6月，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汛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把“三个叫应”机制从“部门声音”上升为政府规章。全省9个市（州）和80个县（市、区）政府印发本地“三个叫应”服务机制，细化了叫应标准和叫应对象，并明确了法律责任。

实际操作层面，各级气象部门配备录音电话，每次叫应都记录在册。“这并不是为了推卸责任，或出现问题后向纪检监察部门告状。”贵州省气象局一名负责人说，“而是规范工作流程，从叫应过程和效果来分析我们哪些工作可以继续改进。”

据统计，实施“三个叫应”机制以来，贵州省“十二五”期间因灾死亡人数由“十一五”期间的年均149.8人降至76.6人，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占ＧＤＰ比例由3%降至1%以内。

“空防不白防啊。”赵广忠说，与其运动式救灾，不如防患于未然。

科学叫应，还需因地制宜

贵州多山地，西高东低、地质灾害隐患点众多。

不同的地形地貌、生态条件、人口密度等因素，决定了“三个叫应”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标准。即便在同一县域，不同区域的致灾雨量阀值也不尽相同。

“应该看到，‘三个叫应’要做到精准、有序、科学，还有一段路要走。”贵州省气象局副局长李海胜坦言，这需要气象、水务、国土、林业等部门之间倾力配合。

在遵义市桐梓县，一片宽敞明亮、配备几十个工位和巨大电子屏幕的办公区让人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在县级气象局。据介绍，基于“防灾减灾，气象先行”理念，桐梓县在贵州省率先筹建自然灾害防御指挥中心，平台设在县气象局，应急办、国土等多部门集中办公。

“要打防汛抗洪主动仗，气象预测是第一位的。”桐梓县县长冉贤俊说，“没有气象预报预测，就是瞎指挥。”

当前，贵州正着力发展大数据产业。本着“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原则，“三个叫应”机制在今后防灾减灾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限量。

叫得动干部，更要请得动乡亲

贵州多村寨，依山建、逐水居。

铜仁以西，依蜿蜒山路颠簸一个多小时后，记者来到碧江区桐木坪乡。越过部分垮塌的石桥，走上碎石堆积的河床，依然可见散落的洗衣机、生锈的童车和侧翻的大货车。走进村民瞿仕春的二层小楼，大水留下的痕迹分外显眼。

“那个水冲进来的时候还是到这里，一下子就到这里，我刚把一楼的老爸老妈转到二楼的楼梯口，水就到这儿了。”个头不高的瞿仕春边说边依次指着自己的脚踝、胸部，接着踮起脚指着还没粉刷的水泥墙。

“有人提前通知你们走么？”

“有啊，村干部晚上7点多就打了电话。”他说，但我们开始都不信，出去后没多久又回来了，村里八九十岁的老人都说不可能发大水，从来没见过。

当地派出所民警穿梭在村头巷尾，用喇叭喊村民赶紧撤离时，部分人甚至连门都不开。最后民警只能砸门砸窗户，硬是把他们转移出去。

“这次真是吓死了。”瞿仕春摸着头不好意思地说，“下次再也不敢（不听预警）了。”

事实上，干部响应快，村民不挪窝的情况在贵州一些地方并不少见。如何在落实好“三个叫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民众防灾减灾意识，是贵州省正着力攻破的一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