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治扎根“乡土中国”

以法治为原则，统领人情、伦理，才是化解乡村矛盾的正道、消解乡村冲突的正途、走向乡村善治的正轨

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小镇大法官》，深刻描绘了基层法治生动而复杂的图景。剧中呈现出两种“基层法治观”，一种兼顾人情冷暖、以情释法；一种有板有眼、用法律规范乡俗伦理，它让观众跟随剧情深入思考：哪个更适合“乡土中国”？实际上，两者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如何在情理法之间寻找结合点，始终是基层治理法治化过程中绕不开的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基层治理已经步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但乡村仍然是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在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乡村一方面社会矛盾多发高发，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法治力量不足、村民法治意识淡薄的困境。依法治村是必由之路，其中却又掺杂着各种风俗、伦理与人情。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有时“上气”不接“下气”，执行跟不上制度，给权力留下了任性空间。

辩证地看，问题的存在也为基层法治创新带来了动力。问题导向的法治路径，成为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特色。很多基层司法人员感叹，在农村推进法治，既需要对社情民意的感悟，又需要法理人情的融合。在办案方式上，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创新。笔者调研时遇到“全国优秀法官”黄植忠，他主张“多解扣子，少敲锤子”，其“调解四法”让撤诉率达八成以上，化解了不少矛盾。在他眼里，农村的很多案件如果一判了之，看似简单快捷，但乡亲们可能会因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如果说“案结事了”体现法官水平，那么实现“人和”则体现法官境界。这就要求基层的司法工作者，要有包公的心、宰相的肚、婆婆的嘴、毛驴的腿。

感受到基层法治任务繁重、工作不易，才更能理解机制创新的重要性。广东省惠州市为了将法治引入基层纠纷化解，聘请律师担任驻村“法制副主任”。过去，律师基本活跃在城市，而村民很少能够见到。如今，“法制副主任”让法律从手册中走出来，不再是摆摆展台、发发材料；在纠纷处理中，他们成为缓冲第三方，消解了对立双方的信任危机。在基层治理的法治土壤中，“法制副主任”好比催化剂，一点一点唤醒村民的法治意识。如今，惠州很多村民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不再像以前那样说“我打你”，而是变为“我告你”。惠州实践启示我们，法律信仰需要通过一系列社会活动、诉诸群众的经验和感受才能形成。

在全国，类似惠州的创新随处可见。比如湖北恩施州的“法律诊所”，法官定期“坐诊”或主动“预约”，为群众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服务；陕西富县的“群众说事室”，推行“群众说事、法官说法”工作机制……只有成为人民群众“身边的法”“家常的法”“管用的法”，基层法治才能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才有坚实的支撑。可以说，“乡土中国”法治创新的火热实践，正引领基层治理走向善治之路。

需要强调的是，基层法治创新并非只要温度不要威严，而是要推动改变“情—理—法”的积习，走向“法—理—情”的排序。在乡村治理中，群众诉求越是家长里短、多元多变，越需要用法治思维审视问题、解决矛盾。无视规则去“摆平”“搞定”，图一时方便而埋下发展隐患，看似高效的背后却是资源浪费和矛盾积压。以法治为原则，统领人情、伦理，才是化解乡村矛盾的正道、消解乡村冲突的正途、走向乡村善治的正轨。

基层法治实践是法治中国的重要部分、法治昌明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各类社会矛盾，要引导群众通过法律程序、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当法律意识不仅出现在书本上，也出现在田间地头、村前屋后时；当乡村干部带头守法，并依法化解纠纷时，法治才能给人以盼头，让人尝到甜头，信法守法用法才有劲头。（姜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