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兰州６月２５日电（记者陈俊、谭飞）１２年前，当甘肃静宁县靳坪村村民用土豆投票来行使权利时，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参与式理念进入中国扶贫行动的开始。如今，保障农民对扶贫项目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已成为中国所有扶贫项目的重要基本原则。

    “三西”地区是中国扶贫主战场之一，也是扶贫方式创新的试验场。当年参与式扶贫的推动者，甘肃省扶贫办原副主任任燕顺认为，这是中国扶贫与世界扶贫在理念和方式上的互动，也是有效地吸纳与借鉴。

    参与式扶贫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力推的理念。甘肃省扶贫办愿意在其贫困地区率先试点的原因是，经过将近２０年的政府持续扶贫行动，如何更好地调动贫困农民的积极性，提高贫困资金使用效率正越来越受到关注。

    任燕顺回忆，政府扶贫项目在实施中逐渐成为自上而下的决策和执行过程，结果是可能存在扶贫项目的供给与贫困者的需求发生脱节，进而影响到扶贫项目的实施效果和效率。

    静宁县界石铺镇李堡村村支书李占农说：“扶贫的钱是上面给的，干什么是上面定的，村干部和村民都是按要求干活。”要么钱不够，要么扶持的对象不是村庄发展和村民脱贫最急需、最管用的。“这样就会带来积极性和效果问题。”

    参与式扶贫的积极推动者们曾乐观地认为，一旦赋予贫困农民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扶贫效果将会带来重大改变。

    但是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一些对参与式扶贫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这种理念在解决扶贫的上下结合方面的确有先进之处，但是被赋权的贫困农民短时间内仍难以解决知识欠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李堡村也是最早的一批参与式扶贫试点村之一。但是十多年后，李占农谈得最多的并非参与式扶贫，而是资金投放量更大的整村推进扶贫。而被誉为参与式扶贫第一村的靳坪村，按当地扶贫部门的说法，其扶贫效果也并不理想。

    负责外资扶贫项目的甘肃省扶贫办副主任王浩林认为，“三西”地区是中国区域开发式扶贫始发地，不少推广到全国的扶贫新模式也是率先在这里试点，“这个过程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借鉴和吸纳外部的经验都有益于整个扶贫事业的发展，最终受益的是贫困农民。”

    界石铺镇王庄村村民翟必胜说，上世纪７０年代基本吃不饱，８０年代渐渐能吃饱，９０年代以后就越来越好。“没有政府的扶贫，山沟沟里头盖不起这样好的新房。”

    翟必胜一直在家种地，他的兄弟们则出去打工。“他们打工比我挣的钱要多些，但是受的委屈也多些。”翟必胜说，“现在生活在村里也很不错，从上到下都越来越尊重和支持我们农民的想法。”